我在哥廷根十年，正值二戰(zhàn)，是我一生精神上最痛苦然而在學術上收獲卻是最豐富的十年。國家為外寇侵入，家人數年無消息，上有飛機轟炸，下無食品果腹。然而讀書卻無任何干擾。教授和學生多被征從軍。偌大的兩個研究所：印度學研究所和漢學研究所，都歸我一個人掌管。插架數萬冊珍貴圖書，任我翻閱。在漢學研究所深深的院落里，高大－陰－沉的書庫中；在梵學研究所古老的研究室中，闃無一人。天上飛機的嗡嗡聲與我腹中的饑腸轆轆聲相應和。閉目則浮想聯翩，神馳萬里，看到我的國，看到我的家。張目則梵典在前，有許多疑難問題，需要我來發(fā)覆。我此時恍如遺世獨立，苦歟？樂歟？我自己也回答不上來了。

　　經過了轟炸的煉獄，又經過了饑餓，到了1945年，在我來到哥廷根十年之后，我終于盼來了光明，東西法西斯垮臺了。美國兵先攻占哥廷根，后為英國人來接管。此時，我得知寅恪先生在英國醫(yī)目疾。我連忙寫了一封長信，向他匯報我十年來學習的情況，并將自己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及其他刊物上發(fā)表的一些論文寄呈。出乎我意料地迅速，我得了先生的復信，也是一封長信，告訴我他的近況，并說不久將回國。信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說，他想向北大校長胡適，代校長傅斯年，文學院長湯用彤幾位先生介紹我到北大任教。我真是喜出望外，誰聽到能到最高學府去任教而會不引以為榮呢？我于是立即回信，表示同意和感謝。這一年深秋，我終于告別了住了整整十年的哥廷根，懷著“客樹回看成故鄉(xiāng)”的心情，一步三回首地到了瑞士。在這個山明水秀的世界公園里住了幾個月，1946年春天，經過法國和越南的西貢，又經過香港，回到了上海。在克家的榻榻米上住了一段時間。從上海到了南京，又睡到了長之的辦公桌上。這時候，寅恪先生也已從英國回到南京。我曾謁見先生于俞大維官邸中。談了談闊別十多年以來的詳細情況，先生十分高興，叮囑我到雞鳴寺下中央研究院去拜見北大代校長傅斯年先生，特別囑咐我?guī)�上我用德文寫的論文，可見先生對我愛護之深以及用心之細。

　　這一年的深秋，我從南京回到上海，乘輪船到了秦皇島，又從秦皇島乘火車回到了闊別十二年的北京（當時叫北平）。由于戰(zhàn)爭關系，津浦路早已不通，回北京只能走海路，從那里到北京的鐵路由美國少爺兵把守，所以還能通車。到了北京以后，一片“落葉滿長安”的悲涼氣象。我先在沙灘紅樓暫住，隨即拜見了湯用彤先生。按北大當時的規(guī)定，從海外得到了博士學位回國的人，只能任副教授，在清華叫做專任講師，經過幾年的時間，才能轉為正教授。我當然不能例外，而且心悅誠服，沒有半點非分之想。然而過了大約一周的光景，湯先生告訴我，我已被聘為正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的系主任。這真是石破天驚，大大地出我意料。我這個當一周副教授的紀錄，大概也可以進入吉尼斯世界紀錄了吧。說自己不高興，那是謊言，那是矯情。由此也可以看出老一輩學者對后輩的提攜和愛護。

　　不記得是在什么時候，寅恪師也來到北京，仍然住在清華園。我立即到清華去拜見。當時從北京城到清華是要費一些周折的，宛如一次短途旅行。沿途幾十里路全是農田。秋天青紗帳起，還真有綠林人士攔路搶劫的�，F在的年輕人很難想像了。但是，有寅恪先生在，我決不會憚于這樣的旅行。在三年之內，我頗到清華園去過多次。我知道先生年老體弱，最喜歡當年住北京的天主教外國神甫親手釀造的柵欄紅葡萄酒。我曾到今天市委黨校所在地當年神甫們的靜修院的地下室中去買過幾次柵欄紅葡萄酒，又長途跋涉送到清華園，送到先生手中，心里頗覺安慰。幾瓶酒在現在不算什么。但是在當時通貨膨脹已經達到了鈔票上每天加一個零還跟不上物價飛速提高的速度的情況下，幾瓶酒已經非同小可。

　　有一年的春天，中山公園的藤蘿開滿了紫色*的花朵，累累垂垂，紫氣彌漫，招來了眾多的游人和蜜蜂。我們一群弟子們，記得有周一良、王永興、汪？等，知道先生愛花。現在雖患目疾，跡近失明，但據先生自己說，有些東西還能影影綽綽看到一團影子。大片藤蘿花的紫光，先生或還能看到。而且在那種兵荒馬亂、物價飛漲、人命微淺、朝不慮夕的情況下，我們想請先生散一散心，征詢先生的意見，他怡然應允。我們真是大喜過望，在來今雨軒藤蘿深處，找到一個茶桌，侍先生觀賞紫藤。先生顯然興致極高。我們談笑風生，盡歡而散。我想，這也許是先生在那樣的年頭里最愉快的時刻。

　　還有一件事，也給我留下了畢生難忘的回憶。在解放前夕，zheng府經濟實已完全崩潰。從法幣改為銀元券，又從銀元券改為金元券，越改越亂，到了后來，到糧店買幾斤糧食，攜帶的這幣那券的重量有時要超過糧食本身。學術界的泰斗、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學家鄭天挺先生稱之為“教授的教授”的陳寅恪先生也不能例外。到了冬天，他連買煤取暖的錢都沒有，我把這情況告訴了已經回國的北大校長胡適之先生。胡先生最尊重最愛護確有成就的知識分子。當年他介紹王靜庵先生到清華國學研究院去任教，一時傳為佳話。寅恪先生在《王觀堂先生挽詞》中有幾句詩：“魯連黃鷂績溪胡，獨為神州惜大儒。學院遂聞傳絕業(yè)，園林差喜適幽居。”講的就是這一件事�，F在卻輪到適之先生再一次“獨為神州惜大儒”了，而這個“大儒”不是別人，竟是寅恪先生本人。適之先生想贈寅恪先生一筆數目頗大的美元。但是，寅恪先生卻拒不接受。最后寅恪先生決定用賣掉藏書的辦法來取得適之先生的美元。于是適之先生就派他自己的汽車——順便說一句，當時北京汽車極為罕見，北大只有校長的一輛——讓我到清華陳先生家裝了一車西文關于佛教和中亞古代語言的極為珍貴的書。陳先生只有收二千美元。這個數目在當時雖不算少，然而同書比起來，還是微不足道的。在這一批書中，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詞典》市價就遠遠超過這個數目了。這一批書實際上帶有捐贈的性*質。而寅恪師對于金錢的一芥不取的狷介性*格，由此也可見一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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