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搬了好幾次家，每次搬的時候都引來許多圍觀的人。家具沒有什么好看的，就看那一捆捆遞接不完的書。搬前幾星期就得請幾位學生幫忙，把架子上的書按次序拿下來，扎成一捆捆的。這是個勞累活，有兩位學生手上還磨出了水泡。搬的時候采用流水作業(yè)，一排人站在樓梯上，一捆捆傳遞下去。書不像西瓜，可以甩著來，一捆書太重，甩接幾次就沒有手勁了。摔破一個西瓜不要緊，摔壞了書卻叫人心疼。因此，這支小心翼翼的傳送隊伍確實是很有趣的，難怪人們要圍觀。

　　我當然稱不上什么藏書家。好書自然也有不少，卻沒有版本學意義上的珍本和善本。我所滿意的是書房里那種以書為壁的莊嚴氣氛。書架直達壁頂，一架架連過去、圍起來，造成了一種逼人身心的文化重壓。走進書房，就像走進了漫長的歷史，鳥著遼闊的世界，游弋于無數(shù)閃閃爍爍的智能星痤之間。我突然變得瑣小，又突然變得宏大，書房成了一個典儀，操持著生命的盈虧縮脹。

　　一位外國旅游公司的經(jīng)理來到我的書房，睜大眼睛慢慢地巡視一遍，然后又站在中間凝思良久，終于誠懇地對我說，“真的，我也想搞學問了�！蔽乙詾樗�是說著玩玩的，后來另一位朋友告訴我，這位經(jīng)理現(xiàn)在果真熱心于跑書店，已張羅起了一個很象樣子的書房。我想，他也算是一位閱盡世間美景的人了，何以我簡陋書房中的雜亂景況，竟能對他產(chǎn)生如此大的沖撞？答案也許是，他突然聞到了由人類的群體u智結晶成的生命芳香。

　　羅曼?羅蘭說，任何作家都需要為自己筑造一個心理的單間。書房，正與這個心理單間相對應。一個文人的其它生活環(huán)境、日用器物，都比不上書房能傳達他的心理風貌。書房，是精神的巢穴，生命的禪床。

　　我的家一度在這個城市的東北部，一度在喧鬧的市中心，現(xiàn)在則搬到了西南郊。屋外的情景時時變換，而我則依然故我，因為有這些書的圍繞。有時，窗外朔風呼嘯，暴雨如注，我便拉上窗簾，坐擁書城，享受人生的大安詳。是的，有時我確實想到了古代的隱士和老僧，在石窟和禪房中吞吐著一個精神道場。

　　然而我終究不是隱士和老僧，來訪的友人每天絡繹不絕。友人中多的是放達之士，一進書房便爬上蹲下，隨意翻閱。有的友人一進門就宣布，不是來看我，而是來看書的，要我別理他們，照樣工作。這種時候我總是很高興，就像自己的財富受到了人們的鑒賞。但是，擔梢慘隱在心頭升起，怕終于聽到那句耳熟的話。那句話還是來了：“這幾本我借去了！”

　　我沒有學別人，在書房里貼上“恕不借書”的布告。這種防范密守，與我的人生態(tài)度相悻。我也并不是一個吝嗇的人，朋友間若有錢物的需要，我一向樂于傾囊。但對于書，我雖口頭答應，心中卻在囁嚅。這種心情，大概一切藏書的學人都能體諒。

　　我怕人借書，出于以下三方面的擔傘

　　其一，怕急用的時候遍找無著。

　　自己的書，總或多或少有內容上的潛在記憶。寫文章時想起某條數(shù)據(jù)需要引證，會不由自主地站起走向某個書架，把手伸到第幾層。然而那本書卻不在，這下就慌了手腳，前后左右翻了個遍，直鬧得臉紅心跳、汗流浹背。文章一旦阻斷，遠比其它事情的暫停麻煩，因為文思的梳理、文氣的醞釀，需要有一個復雜的過程，有時甚至稍縱即逝，以后再也連貫不上。有的文章非常緊迫，很可能因幾條數(shù)據(jù)的失落，耽誤了刊物的發(fā)稿，打亂了出版社的計劃。于是只好定下心來，細細回想是誰借走了這幾本書。想出來也沒有用，因為這種事大多發(fā)生在深夜。

　　借書的朋友有時也很周到，經(jīng)過反復掂量，拿走幾本我“也許用不到”的書。其實文章一旦展開，誰知道用到用不到呢。有時我只好暗自祈禱：但愿最近真的用不到。即如我寫這篇文章，幾次想起周作人幾本文集中有幾條關于藏書的材料，可惜這幾本文集不知被誰借去了，剛u還找得心急火燎。

　　其二，怕歸還時書籍被弄“熟”弄臟。

　　這雖是外在形態(tài)的問題，對藏書的人來說卻顯得相當重要。藏書藏到一定地步，就會對書的整體形式重視起來，不僅封面設計，有時連墨色紙質也會斤斤計較。捧著一本挺展?jié)崈舻臅�，自己的心情也立即變得舒朗。讀這樣的書，就像與一位頭面干凈、衣衫整齊的朋友對話，整個氣氛回蕩著雅潔和高尚。但是，借去還來的書，常常變成卷角彎脊，一派衰相。有時看上去還算干凈，卻沒有了原先的那份挺拔，拿在手上軟綿綿、熟沓沓，像被抽去了筋骨一般。遇到這種情況，如果書店里還有這本書賣，我準會再去買一本，把“熟”了的那本隨手送掉。

　　或問：“你不是也購置遠年舊書嗎，舊書還講究得了什么挺拔？”我的回答是：那是歷史風塵，舊得有味，舊得合乎章法。我們不能因為古銅鼎綠銹斑剝，把日常器皿也都搞臟。

　　其三，怕借去后彼此忘掉。我有好些書，多年不見歸還，也忘了是誰借的，肯定永遠也不會回來了。我堅信借書的朋友不想故意吞沒，而是借去后看看放放，或幾度轉借，連他們也完全遺忘。3年前我去一位朋友家，見他書架上一套《閱微草堂筆記》十分眼熟，取下一看，正是我的書，忘了是什么時候被他借去的。朋友見我看得入神，爽朗地說：“你要看就借去吧，我沒什么用�！边@位朋友是位極其豁達大方的人，平生絕無占他人便宜的嫌疑；他顯然是忘了。那天在場友人不少，包括他的妻子兒女，我怕他尷尬，就笑了一下，把書放回書架。那是一個20年代印的版本，沒有大大的價值，我已有了新出的版本，就算默默地送給這位朋友了吧。好在他不在文化界工作，不會看到我的這篇文章。

　　但是，有些失落不歸的書是無法補購的了。有人說，身外之物，何必頂真？倡這些書曾經(jīng)參加了我的精神構建，失落了它們，我精神領域的一些角落就推動了參證。既有約約綽綽的印象，又空虛飄浮得無可憑依，讓人好不煩悶。不是個中人很難知道：失書和丟錢完全是兩回事。

　　由此我想到了已故的趙景深教授。他藏書甚富，樂于借人，但不管如何親密，借書必須登記。記得那是一個中學生用的練習本，一一記下何人何時借何書，一目了然。借了一段時間未還，或他自己臨時要用，借書者就會收到他的一封信。字跡娟小，言詞大方，信封下端一律蓋著一個長條藍色橡皮章，印著他的地址和姓名。

　　還想到了毛澤東警衛(wèi)員尹荊山的一則回憶。50年代末，毛澤東向黃炎培借取王羲之書貼一本，借期一個月。黃炎培借出后心中忐忑，u一星期就接連不斷打電話催問，問是否看完，什么時候還。毛澤東有點生氣，整整看了一個月，在最后一天如期歸還。黃炎培也真夠大膽的，但文人對自己的藏書癡迷若此，并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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