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問這樣一個問題:“理論有用嗎?”大部分人的回答可能是:沒用。小部分人則會說:有用。再追問:有什么用?能應答者比較寥寥。這其實是我們在現(xiàn)實中經(jīng)常會遇到的、切實的困境:我們想得到,但不想延時得到。這也是為什么很多人每天可以刷微信十幾個小時,看似知道了很多知識,可是無法真正把這些知識整合、聯(lián)系起來為自己所用的原因。就像吳文英的詞,“炫人眼目,碎拆下來,不成片段。”須知任何真正知識的獲得都是比較費勁的,都是要耗費大量的時間、精力甚至金錢的。
斯密在講到工種的切換時:“每一個農(nóng)村勞動者,每隔半個小時就得改變他的工作和工具,一輩子幾乎每天要干20種不同的活,自然而然地或者說必然地會養(yǎng)成閑蕩和漫不經(jīng)心的習慣,使得他幾乎總是懶懶散散,即使在最緊迫的場合,也不能用力沖擊”。必須承認,斯密描繪的這種場景,我是再熟悉不過。因為我的老父親就是這樣一種勞作狀態(tài),這種狀態(tài)已經(jīng)保持了將近60年?墒俏以诮邮芡旮叩冉逃,都無法用語言把這種狀態(tài)描述出來。這還不是更高級的理論創(chuàng)造,沒有什么新奇的詞匯,只是一個現(xiàn)狀描述。我相信很多人會跟我有一樣的困惑,很多人和事,自己也經(jīng)歷過。但就是描述不出來。這是理論創(chuàng)造的第一個難點:對習以為常的事物要保持敏感。這種敏感,對有的人來說,是一種天賦。但對大部分人來說,是一種修煉。你得把微信段子放下,認真的、有耐性的讀一些嚴肅讀物,以此來鍛煉自己對平常事物的敏感。
斯密針對工種的劃分,有這樣的表述:“有一些非常令人愉快的和優(yōu)美的才能,其擁有者能得到某種贊賞;但是為了利得而施展這種才華,出于理性或偏見,被認為是出賣色相。因此,對于用這種方式表演其才華的人的金錢報酬,必須既足以補償在獲取這種才能所耗費的時間、勞動和金錢,還足以補償運用這種才能作為謀生手段時所蒙受的屈辱。演員、歌劇歌唱家、歌劇舞蹈家等等所得高昂的報酬就是基于這兩個原則:才能的稀缺和美妙,以這種方式運用才能的恥辱。”中國古代也有對演員的一些不太存有善意的表達,說他們是“百工之流,倡優(yōu)蓄之”。現(xiàn)在社會上也有類似的表述,說某某演員錢來的太容易了之類的評價和認知。請仔細讀一讀西方現(xiàn)代經(jīng)濟學鼻祖寫的這段關于演員這種職業(yè)的話語,不知道通過這樣的理解能否改變你之前的一些成見。斯密的解釋告訴我們理論創(chuàng)造的第二個難點:對社會成見要進行合理的反動。另外還有一些成見,是說當下把張三打倒,會馬上出現(xiàn)李四取而代之。這種操作在其他領域也許可行,但在藝術領域不見得好使。王羲之之后,再也沒有出來過能超過他的人。李白就是獨一無二的存在。克爾凱郭爾自信地說,我這樣的人,幾百年才出一個。另外,我們考慮問題,得有歷史感。什么是歷史感,簡單的說就是具有同理心。歷史往往和當下是相聯(lián)系的。歷史就是當下,當下就是歷史。事實上,把時間給定,一個區(qū)域能生長出來的藝術人才,特別是頂級藝術人才也是給定的,并不會無限度的供應。
可能是因為《國富論》太有名,把《道德情操論》蓋住了。事實上,《道德情操論》也是一本具有相當分量的著作,此書的出版,標志著斯密真正的成為一名學者。因為表達的實在是太優(yōu)美、太像學者的著作了,批評者很少,大部分都是溢美之詞。也因為這本書,斯密獲得了一個終身都能領取不菲薪水的教職,實現(xiàn)了所謂的財務自由,也為撰寫《國富論》打下了堅實的物質(zhì)基礎。這告訴我們進行理論創(chuàng)造的第三個難點:要有堅實的經(jīng)濟基礎。這些學者們賺錢不是為了賺錢,是為了讓自己在進行理論創(chuàng)造的時候,不要因為物質(zhì)匱乏而導致研究中斷。大經(jīng)濟學家中,李嘉圖超級有錢,可能是有史以來最有錢的經(jīng)濟學家。馬克思雖然不太會賺錢,可是恩格斯會啊,而且恩格斯掙了錢會全力支持他,自己不會賺沒關系,能拉來贊助也是本事。熊彼特當過銀行行長,凱恩斯既會賺錢,還會當官,當然更會寫書。
不管是敏感也好,反動也罷。其實都指向了全情的投入。它告誡我們,在理論創(chuàng)造的道路上,不要意圖走捷徑,不要想通過碎片化的、一鱗半爪的知識吸納構建理論大廈,那肯定是徒勞的。具備了這兩個基本條件,再有點閑錢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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