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聽到《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這樣一本書名時，我以為這是一本和戰(zhàn)爭和歷史有關的書，當我繼續(xù)讀下去的時候，我發(fā)現(xiàn)這其實是和民主這個詞的解讀有關的書。
提及民主，我能夠想到新文化運動，陳獨秀高舉“民主與科學”大旗，號召青年覺醒;想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總之，提及民主與之相對應的關聯(lián)詞必定是，“進步的，科學的”;“歷史的選擇”;“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等等正面的詞語。簡而言之，民主，無論你如何去描述它，它所代表的總是一個正確方向的價值取向。
我對于民主最初的認識，是來自讓·雅克·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他倡導的是一種絕對民主的觀點，這種觀點在他的書中多次提及，比如“公共意志總是正確的，總是有利于公眾的利益。”我對此深信不疑，我甚至在大學課堂上和我的西方法律思想史老師爭辯過，多數(shù)人的意見總是對的，因為那很民主�，F(xiàn)在想來這樣的想法是多么的稚嫩。
在我讀《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之前，我一直非常崇尚讓·雅克·盧梭的絕對民主的觀點。從治理國家的理念出發(fā)，絕對民主是非常正確的，它的正確性在于為了謀求絕大多數(shù)人的福祉。近現(xiàn)代國家不采取這種絕對民主的方法是因為城邦的解體，人口的激增，絕對民主在實踐上由于地理、人口等客觀原因沒有實踐的可能，但是這并不妨礙，絕對民主是一種在理論上存在的最優(yōu)的一種制度。
然而《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給我?guī)砹岁P于民主這個詞在最初的真實樣子，姑且借用羅振宇的話把它稱之為民主“小時候”，在民主的“小時候”，民主這個詞本身并不是一個正確的價值取向，絕對民主絕非不是正確的政治選擇。歷史上最著名的蘇格拉底之死就是死在絕對的民主制度之下;除此之外，民主“小時候”犯的錯還讓璀璨一時的雅典在伯羅奔尼塞戰(zhàn)爭中慘敗于斯巴達。
為何一直存在于全世界人民共同認同的一個正向價值里的民主，在“小時候”竟然比暴君的專治統(tǒng)治聽上去還要殘暴?民主一詞難道一直都被大部分人誤讀?
由于僭主制的難以維系，雅典需要一種全新的政治制度來維系城邦的運轉。在這個時候，民主應運而生。從地理條件來說，雅典是海島地形，易于形成相對隔絕的城邦政治;從經濟層面來看，由于雅典特殊的地理環(huán)境，基于海洋而發(fā)展成了較為發(fā)達的商業(yè);從思想上來看，基于較為發(fā)達的海上經濟雅典人形成了平等的民主精神。
在公元前594年，梭倫改革為民主政治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梭倫改革按財產多寡劃分社會等級，打擊了原有的氏族制度殘余。公元前6世紀末，克里斯提尼改革在雅典確立起了民主政治，克里斯提尼改革主要表現(xiàn)在，用地域部落取代血緣部落，五百人會議，十將軍委員會，陶片放逐法等。公元前5世紀伯利克里當政，雅典民主政治在伯利克里執(zhí)政期間發(fā)展到頂峰，伯利克里執(zhí)政期間被稱為雅典民主的“黃金時代”。
民主政治的確立，好處自是不必多說的。首先，公民大會承認了主權在民的精神，民眾可以參與到國家決策中來;其次，由于五百人會議和十將軍委員會制度的存在，在絕對民主的背景下，精英也可以發(fā)揮作用;陶片放逐法制度可以約束精英積累黨羽，防止獨立專制的出現(xiàn)。
但是，民主“小時候”的諸多弊端在伯羅奔尼塞戰(zhàn)爭中暴露無疑，連帶領雅典民主政治走上“黃金時代”的伯利克里也是民主政治的受害者。
從伯羅奔尼塞戰(zhàn)爭的準備階段來看。伯利克里為雅典備戰(zhàn)與斯巴達簽訂30年和平條約;財產存放于提洛島，用于備戰(zhàn);建造雅典衛(wèi)城，固若金湯。如果雅典和斯巴達一樣是寡頭政治，那么雅典在這場戰(zhàn)爭中的勝利是毫無疑問的。以當時雅典的經濟實力以及防守，加之雅典較強的海軍不斷騷擾斯巴達，伯利克里似乎勝券在握。然而，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在愚民統(tǒng)治的絕對民主政治之下，除了這個精明的計劃以外，連伯利克里自己竟然也被一步步逼上了死亡之路。
有民主就有不同的政治之爭。在斯巴達人駐扎在城外日久之后，衛(wèi)城外的財產受到斯巴達人損毀，城內的傳染病大肆擴散，愚昧的民眾在伯利克里政治宿敵的煽動下，把這一切損失都算到伯利克里身上。由于民主“小時候”只注重絕對的民主，毫無程序正義可言，故而，伯利克里甚至被判下莫須有的罪名。從此，伯利克里失去政治威信，抑郁交加死在了暴民的統(tǒng)治之中。雅典失去了精英的統(tǒng)治，用來防止專制統(tǒng)治的民主的實質只剩下“大多數(shù)人對少數(shù)人的暴政”或者說是“平民對精英的暴政”，毫無疑問，雅典與斯巴達的戰(zhàn)役就這樣輸在了自己的制度之上。
伯利克里的政治宿敵克里昂執(zhí)政后，無能執(zhí)政，鼓動公民大會，屠殺可能被判雅典的盟友。克里昂后來被逼戰(zhàn)死，雅典吃了大虧。在此之后的不斷戰(zhàn)爭中，雅典一敗再敗，直至被斯巴達人逼迫拆除了衛(wèi)城。
羅振宇在談及《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這本書的時候指出，民主的幼弱時期之所以連君主專制統(tǒng)治都不如，是因為沒有人對這個國家真正負責。君主制有萬般不好，但是國家是君主的私有財產，君主保護自己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但是民主制度的政客，都是為了自己上臺，就能夠做出各種不切實際的許諾，喊出不切實際的口號——而最后他又被這個邏輯綁架。即使有些政客的初衷是好的，但是，由于帶入絕對的民主這種模式里來，就要用一些伎倆來讓自己上臺。所以往往選出來的政客往往要對自己當初不切實際的許諾付諸實踐，這些明明在政客眼中卻是是錯誤的實踐就變成了“政治作秀”這似乎是民主“小時候”的必然結果。民主政體在其幼弱時期終究變成了暴民政治、鬧劇。
現(xiàn)代意義上的民主，看上去似乎和民主“小時候”并沒差別，也有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之分，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可是為什么現(xiàn)代意義上的民主和當初有著天壤之別?
首先，現(xiàn)代意義上的民主政治是精英政治，這與民主“小時候”的大多數(shù)人的暴政是完全不同的;其次，現(xiàn)代意義上的民主政治除了民意以外，以法律為基石注重程序正義，這與只注重民意的五六千人的審判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最重要的一點是，現(xiàn)代民主政治把自由與平等為前提，真正民主能決定的事情都是雞毛蒜皮的小事，這與民主“小時候”暴民們的意志決定一切事情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說現(xiàn)代民主在制度的構建上已經把民主“小時候”的暴民民主，變成了精英領導下的民主。故而在今天，民主政治才是一個被全世界廣泛認同的正向的價值取向。民主固然是好的，但是借鑒民主“小時候”的經驗來看，絕對的民主是絕對不可取的。
民主一詞在不同的歷史時代背景下有著不同的解讀，在閱讀不同歷史時期的法學著作不可把同一概念混為一談。民主的概念是非常廣闊的，把民主“小時候”的絕對民主和現(xiàn)代意義上的民主，混為一談，把二者都作為正向的價值取向，現(xiàn)在看來這樣的觀點是多么的荒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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