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永浩求職信：萬字應聘新東方
　　
　　俞校長您好：
　　
　　我先對照一下新東方最新的招聘要求：
　　
　　1、有很強的英語水平，英語發(fā)音標準
　　
　　英語水平還好，發(fā)音非常標準，我得承認比王強老師的發(fā)音差一點。很多發(fā)音恐怖的人（宋昊、陳圣元之流）也可以是新東方的品牌教師，我不知道為什么要要求這一條，盡管我沒這方面的問題。
　　
　　2、大學本科或以上學歷，英語專業(yè)者優(yōu)先
　　
　　真不喜歡這么勢利的條件，這本來應該是××之流的學校的要求。
　　
　　3、有過考TOEFL、GRE的經驗
　　
　　GRE考過兩次。
　　
　　4、有教學經驗者，尤其是教過以上科目者優(yōu)先
　　
　　教過后來被國家明令禁止的傳銷課，半年。
　　
　　5、口齒伶俐，中文表達能力強，普通話標準
　　
　　豈止伶俐，簡直凌厲，普通話十分標準，除了對卷舌音不太在意（如果在意，平舌音也會發(fā)錯，所以兩害相衡取其輕）。
　　
　　6、具備較強的幽默感，上課能生動活潑
　　
　　我會讓他們開心。
　　
　　7、具備較強的人生和科學知識，上課能旁征博引
　　
　　除了陳圣元，我在新東方上過課的老師（張旭、王毅峰、王昆嵩）都和文盲差不多，當然他們還小。說到底，陳圣元的全部知識也只是在于讓人看不出他沒有知識而已。
　　
　　8、具備現代思想和鼓動能力，能引導學員為前途奮斗
　　
　　新東方的學員是最合作，最容易被鼓動的，因為他們來上課的最大目的就是接受鼓動，這個沒有問題。
　　
　　9、年齡在40歲以下
　　
　　28歲。
　　
　　下面是我的簡歷或是自述：
　　
　　羅永浩，男，1972年生于吉林省和龍縣龍門公社。
　　
　　在吉林省延吉市讀初中時，因為生性狷介，很早就放棄了一些當時我討厭的主課，比如代數、化學、英文，后來只好靠走關系才進了當地最好的一所高中，這也是我剛正不阿的三十來年里比較罕見的一個污點。因為我和我國教育制度格格不入又不肯妥協，1989年高中二年級的時候就主動退學了。
　　
　　有時候我想其實我遠比那些渾渾噩噩地從小學讀到碩士博士的人更渴望高等教育，我們都知道錢鐘書進清華的時候數學是零分（后來經證實其實是15分），盧冀野入東南大學的時候也是數學零分，臧克家去山東國立青島大學的時候也是差不多的情況。今天的大學校長們有這樣的胸襟嗎？當然，發(fā)現自己文章寫的不如錢鐘書是多年后的事情了，還好終于發(fā)現了。
　　
　　退學之后基本上我一直都是自我教育（當然我的自我教育遠早于退學之前），主要是借助書籍。因為家境還勉勉強強，我得以相對從容地讀了幾年書，“獨與天地精神往來“。
　　
　　基于“知識分子要活得有尊嚴，就得有點錢”這樣的認識（其實主要是因為書價越來越貴），我從1990年至1994年先后篩過沙子，擺過舊書攤，代理過批發(fā)市場招商，走私過汽車，做過期貨，還以短期旅游身份去韓國銷售過中國壯陽藥及其他補品。令人難堪的是做過的所有這些都沒有讓我“有點錢“，實際上，和共同掙扎過的大部分朋友們比起來，我還要慶幸我至少沒有賠錢。
　　
　　我漸漸意識到我也許不適合經商，對一個以知識分子自許的人來說，這并不是很難接受的事情，除非這同時意味著我將注定貧窮。
　　
　　1994年夏天，我找了個天津中韓合資企業(yè)的工作，并被派去韓國學習不銹鋼金屬點焊技術，1995年夏天回國的時候，很不幸我姐姐也轉到了這家天津的公司并擔任了副總經理，為了避嫌我只好另謀出路。
　　
　　1995年8月至1996年初，經一位做傳銷公司（上海雅婷）的老同學力邀，我講了半年左右的傳銷課，深受廣大學員愛戴。遺憾的是國家對這種有爭議的商業(yè)形式采取的不是整頓而是取締的政策，所以看到形勢不對，我們就在強制命令下達之前主動結束了生意。
　　
　　因為那時候我愛上了西方音樂（古典以外的所有形式），大概收有上千張英文唱片，為了聽懂他們在唱些什么，我在講傳銷課的同時，開始學習一度深惡痛絕的英文。我在一個本地的三流私立英語學校上了三個月的基礎英語課，后來因為他們巧立名目，拒付曾經答應給我的獎金（我去法院起訴過，又被法院硬立名目拒絕受理），我只好又自學了。
　　
　　實在不知道困在一個小地方可以做些什么，所以1996年夏天我到天津安頓下來（那時候我很喜歡北京，但是北京房價太喪心病狂了），靠給東北的朋友發(fā)些電腦散件，以及后來零星翻譯一些機械設備的英文技術文章維生，因為生性懶散不覺蹉跎至今。
　　
　　我要感謝那本莫名其妙的預言書“諸世紀”，盡管我不是一個迷信的人，但是去年五一我看到那段著名的預言“1999年7月，恐怖的大王將從天而降……”的時候還是有些猶豫，我認真地考慮自己可能即將結束的生命里有什么未了的心愿，結果發(fā)現只有減肥。
　　
　　從我有記憶以來我就是個痛苦的胖子，因為胖，我甚至不得不隱藏我性格里比較敏感憂郁的一面，因為胖子通常被大眾潛意識里不由分說地認為應該嘻嘻哈哈，應該性情開朗，應該徐小平。他們對一個矯矯不群的胖子的性格，能夠容忍的上限是嚴肅，再出格一點就不行了，比如憂郁。
　　
　　雖然他們從來不能如此準確地說出這種想法，但是如果看到一個憂郁的胖子，他們就會直覺哪里不對了，他們的這種直覺的本質是，“你是個胖子，你憑什么憂郁呢？你還想怎么樣？你已經是個胖子了。”所以很難見到一個肥胖的并且影響廣泛的詩人，因為公眾不能接受，任憑他的詩歌慘綠無比。
　　
　　當然胖子的痛苦永遠不值得同情（除非是因為病理或基因導致），因為他們胖通常是因為缺乏堅強的意志（也許除了丘吉爾）。我就是個典型，我的肥胖完全是因為厭惡運動造成的，我有過十幾次失敗的減肥經歷，我試過節(jié)食、鍛煉、氣功和幾乎所有流行過的藥物，包括在西方嚴禁非處方使用的芬弗拉明，我總懷疑我不如小時候開朗，是因為誤用芬弗拉明造成的，它減肥的藥理竟然是通過使人情緒低落從而降低食欲，事實上，它根本就不是研制用來減肥的，它本是用來使輕度狂躁型精神病患者穩(wěn)定情緒的藥。我是中國落后的藥檢制度的嚴重受害者。
　　
　　過了去年的五一節(jié)之后，我制定了嚴格的計劃：每天只吃蔬菜、豆腐、全麥面包、魚肉、橙汁、脫脂牛奶和善存，每天用一個小時跑10公里，也就是標準跑道的25圈。我不得不驕傲的是，我只用了58天就減掉了48斤體重，去掉休息的星期天，幾乎是一天一斤。然后我心情平靜地迎接了什么事情都沒發(fā)生的7月。
　　
　　這件事過后我發(fā)現其實我還是很有毅力的一個人。但是我不知道我的毅力應該用來做什么，末日雖然沒有來，但是新世紀來了，30歲也快來了，這真是一件讓人坐立不安的事情。
　　
　　后來我一度想移民加拿大，所以一邊找資料看，一邊到天津大學夜間開辦的口語學習班上課，一個班20多個人，一個外國教師（更多的時候是外國留學生）和我們天南地北地胡聊，除了政治。我一共上了四期這樣的班，口語就差不多了，當然還是停留在比較普通的交流水平上，至少我看英文電影時還是需要看字幕，盡管在天津的四年間我看過大概600部英文電影。
　　
　　過了元旦，一個小朋友在和我吃飯的時候突然問我，為什么不去新東方教書，你應該很適合去新東方教書。我說我倒是喜歡講課，但是一個民辦教師有什么前途呢？他說如果年薪百萬左右的工作不算前途，那他就沒什么可說的了。我得說我很吃驚。
　　
　　不管怎么樣，我仔細地把我能找到的關于新東方的材料都看了一遍，我覺得這個工作很適合我，尤其是看到楊繼老師在網頁上說“做一個自由而又敬業(yè)的人是我的夢想，新東方是實現它的好地方”的時候。在我盡管懶散無為卻又是勤于思考的三十來年里，好像還是第一次看到一個很適合我，并且我也有興趣去做的工作。楊繼還轉述席勒的話“忠于你年輕時的夢想”。我沒看過席勒的東西，光知道有兩個能寫字兒的席勒，不知道是哪一個說的這話，但是我寧愿把它當成是新東方的精神。
　　
　　我聽說教托福和教GRE薪水差不多，但是GRE的學習要苦得多。
　　
　　我想了想還是選擇了GRE，畢竟托福是專門給非英語國家的學生考的，教書的滿足感上遜色很多。
　　
　　舊歷新年的時候，因為不確定是不是需要大學文憑才行，我試著寫了一封應聘信給俞老師，提到我只有高中文憑，結果得到的答復是歡迎來面試，除了感激我還能說什么呢？我是說即便沒有文憑不行，我還是會來新東方做教師的，但是可能不得不偽造證件，作為一個比大多數人都更有原則、以知識分子自詡的人，如果可能，我還是希望不搞這些虛假的東西，俞校長的開明，使得我不必去做大違我的本性和原則的事情，得以保持了人格的完整，這是我時常感念的。
　　
　　過了春節(jié)處理了一些雜事，很快就到了6月份，我買了本“紅寶書”就上山了。鷲峰山上的學習氣氛和惡劣條件我都非常喜歡，應該是因為生活有了明確目標的關系吧。但是我很快發(fā)現，講課教師的水平和他們的報酬，以及新東方的聲譽比起來還是很不理想的。我看到身邊大多數的同學對所有的老師評價都很好，聽到那些愚蠢的笑話、對ETS膚淺的分析導致的輕浮謾罵和充滿種族歧視、宗教歧視的言論的時候，大多數人都笑得很開心。
　　
　　這最終再次有力地證實了我一直懷有的一個看法：任何一個相對優(yōu)秀的群體里面都是笨蛋居多。（勵志名言 ）無論臺下是300名來聽傳銷的社會閑散人員，還是300名來聽GRE的大學畢業(yè)生，對于一個講課的人來說并沒有多少區(qū)別，這也是他們在臺上信口開河、吹牛放炮的信心來源。
　　
　　當然這里大多數同學專業(yè)都很出色，都很勤奮刻苦，積極上進，性格上也遠比我更具備成功的素質，我只是說他們缺少情趣，他們聰明（至少他們都敢考GRE的數學，這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但是沒有靈氣，人品也未必差，只是缺乏獨立思考能力。
　　
　　我只喜歡陳圣元一個人的課，所以后來也就只去上他一個人的課，其他的時候一個人在宿舍背單詞。陳圣元除了胡扯閑聊比較有水準之外，治學態(tài)度曾經也讓我覺得很好，說起charter這個單詞的時候，他說為了找到那個填空句子里面表達的意思，查遍了所有的詞典都找不到滿意的解釋，最后花了一千多塊錢買了一本巨大沉重的韋氏詞典（顯然是指Merriam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Unabridged），才終于在該詞典所列的關于charter的25條釋義中的最后一條里找到了答案。
　　
　　說起市面上粗制濫造的填空參考書的時候，他很不以為然，“我以三年的教學經驗也精心編寫了一本，那些作者對題目絕對沒有我鉆研得深，他們就會胡編亂造，然后急忙出版抓緊騙錢，我這本可以說是這方面的集大成者，現在正在印刷當中，很快就可以和大家見面”。
　　
　　由于在山上的時候，單詞還沒怎么背，題目都沒做過，所以他這些態(tài)度和表現曾經讓我很景仰。發(fā)現不對頭是下山之后開始的，我錄了他的全部課堂錄音，我聽著錄音大量做題的時候，才發(fā)現他的分析講解漏洞百出，盡管他批評過去的新東方老師，都是拿了正確答案再進行分析講解，可是他的工作顯然也是一樣，這樣才能解釋為什么他總是能用錯誤的分析推理，給你一個正確的答案。
　　
　　另外我發(fā)現所有的三流詞典，包括英漢詞典，都在charter的第一個釋義上就解釋了，他聲稱在韋氏第三版未刪節(jié)新國際詞典的25條釋義的最后一條中找到的答案，“由君主或立法機關發(fā)給城市或大學，規(guī)定其特權及宗旨的特許狀”，所以我也買了本十多斤重的韋氏第三版回來，發(fā)現只有13條釋義，而且在第2條里就解釋了這個問題。
　　
　　現在他的那本填空教程就在我手邊，僅在No.4的52道題中，我就找到了18處錯誤，如果說翻譯的錯誤對學生不重要，那么解題分析的錯誤也有10處之多。這也最終使得我改了主意，決定做填空老師，本來我想做詞匯老師，那樣可以海闊天空地胡扯。
　　
　　我以這樣的條件敢來新東方應聘，除了臉皮厚這個最顯而易見的表面原因之外，主要還是教填空課的自信。第二次考試之后我一直做填空的備課，最消耗時間的是把NO.4到1994年的全部填空題翻譯成中文，400多個句子的翻譯，居然用了我整整一個月的時間，基本上是一個小時翻譯三個句子，當然快的時候兩分鐘一個，慢的時候幾個小時翻不好一句。
　　
　　翻譯這些句子是我本來的備課計劃之外的工作，最終使我不得不做這個工作的原因是，錢坤強和陳圣元那兩本“慘不忍睹”的教材。錢坤強的那本就不必說了，此人中文都有問題，盡管我堅信他的英文要遠比我的水平高（也許應該說熟練），但是理論上一個人如果母語都掌握不好（這意味著他對語言本身不敏感），那么他肯定掌握不好任何其他語言，即便他能熟練運用，也不適合做語言方面的工作，比如文字翻譯。他那本超級填空教程在新東方地下室賣了兩年都沒正式出版，一定程度上說明了這本書的水準。
　　
　　至于我非常喜歡的陳圣元，他在那本書的前言中說道：“翻譯時盡量體現原文的結構，以便考生能對照原文體會原文句子結構的特征，從而體會結構與答案選項設計之間的關系……這樣做會使得句子略顯得歐化而不自然……不會去套用貌似華麗實則似是而非的成語。”
　　
　　作為一個考試學習用的教材，他聲稱的翻譯原則和宗旨是很好的，但是很遺憾，我看到的絕不僅僅是一個歐化或是不自然的問題。首先“體現原文結構”應該表現為翻譯成中文之后，原文中的各個句子成分最大限度地在譯文中充當同樣的成分，而不是把所有的成分不變動位置地翻譯成對應的中文單詞，這樣的做法和那些《金山快譯》之類的拙劣軟件的翻譯結果有什么區(qū)別呢？
　　
　　實際上《金山快譯》這一類翻譯軟件的譯文雖然狗屁不通，但是我們即使看不到原文，通過猜測也能大致明白它想說些什么，這就如同沒學過日文的中國人看日文電器說明書里面夾雜的漢字，也能隱約猜出大意一樣。陳圣元的譯文本質上就是這樣的一種東西，當然程度上有些區(qū)別。
　　
　　其實歐化并不可怕，尤其是在一本學習用的教材中，即使是在文學中，一些惡性的歐化今天也成了現代白話文的組成部分。陳圣元的譯文根本不是歐化的問題，他的譯文和錢坤強的一樣，最恐怖也讓人難以置信的是，作為所謂的譯文，如果脫離了原文的對照，沒有一個中國人知道這些句子在說什么，我是說這些句子字面上在說什么都沒人看得懂，而不是因為句意晦澀難解而使人看不懂它想表達的內涵。
　　
　　另外，看得懂的很多句子又翻錯了，即便看不懂句子的意思真的不影響正確答案的選擇，但是作為一本教學參考書，如果參考譯文都翻錯了，還怎么讓學生信服呢？除非是以一種變態(tài)的方式，比如“陳老師的譯文都翻錯了，可是他的GRE考分那么高，可見看不懂句子對答題反而有幫助”這一種。
　　
　　我的譯文體現了這樣幾個原則，首先由于不是文學翻譯，我注意了最大限度地使用原文的結構，使譯文中的句子成分盡量充當原文中的對應成分。為了這種對應，有時候會有些比較不符合中文習慣的句子結構，比如一些在英文中可以置后的定語從句，按照中文的語法放到了修飾對象的前面之后，句子顯得臃腫不堪，另外還可能導致斷句困難。
　　
　　針對這樣的問題，我在這類句子中大量地使用了括號和破折號，很多時候，如果只讀括號外邊的內容，讀到的就是這個句子完整的主干，那些使句子結構變得復雜的修飾成分都在括號里邊，但是如果假定這些括號不存在，把它們連起來讀，也是一個通順完整毫無語病的句子，這樣和原文對照閱讀時，對應的成分和原句的主干結構清晰可辨。
　　
　�。ㄗⅲ河捎陂喿x的需要，我刪去了羅永浩大量的修正例證。我請一位英語相當不錯的博士看過這些例證，他說，水平相當高。）
　　
　　在解題思路上我修正了陳圣元的書中所有不嚴謹的地方，難以置信的是這些不嚴謹的錯誤，在他的書中竟有三成之多。我的草稿還有很多優(yōu)點，雖然這些優(yōu)點是我完成的，但是我不想為了向別人解釋“我做的工作牛就牛在……”這樣的東西浪費太多的時間，所以不再分析了。
　　
　　如果我們都接受“不存在完美的東西”這樣一個假設，那么我想說的是，我的這本填空教材是離完美最近的那一個。希望我的坦率不會倒了您的胃口，當然我知道新東方的開明氣度才會這樣講話。
　　
　　如果新東方出版參考書的惟一標準是書的質量，而不權衡其他方面的因素，那么陳圣元的那本書的壽命，不會也不應該超過一年。需要做一個效果未必理想的聲明是，我并非有意攻擊陳圣元，他在課上說起，新東方的同仁們的一個優(yōu)點是互相不會拆臺，也許私下并無深交但是不會互相詆毀，這對事業(yè)或是人生的成功起到了相對積極的作用。
　　
　　這種觀點雖然不合我的本性，但是我也知道如果大家都是書生意氣，新東方也沒有今天。所以我接受了他的這個看法，基于這一點，我也不想對他做更多的攻擊，很大程度上我對他的看法現在都坦率地說了出來，是因為他已經離開了，不存在和睦相處的問題。何況，他出色的幽默感和極佳的親和力都是我很佩服的，畢竟他是新東方我見過的最喜歡的老師（如果不是惟一喜歡的）。對于他的工作和治學態(tài)度，我更多的是感到遺憾。
　　
　　當然我知道會有一些年輕教師不屑地說，教教GRE，算個屁治學？那好吧。
　　
　　我想我多半看起來像是個怪物，高中畢業(yè)，不敢考數學，居然要來做教師。但是我到新東方應聘不是來做教師的，我是來做優(yōu)秀教師的，所以不適合以常理判斷。即使新東方的聲譽和報酬使得它從來都不缺教師，我也知道優(yōu)秀的教師永遠都是不嫌多的，如果新東方從來都不缺優(yōu)秀教師，那么我也知道更優(yōu)秀的教師從來都是新東方迫切需要的。
　　
　　龔自珍勸天公“不拘一格降人才”，如果“不拘一格”的結果是降下了各方面發(fā)展嚴重失衡的，雖然遠不是全面但又是十分優(yōu)秀的畸形人才，誰來勸新東方“不拘一格用人才”呢？想想王強老師的經歷，所以我也來試試說服您，我們都知道那個美國老頭，雖然覺得他很荒唐，但是他還是給了王強老師一個機會去見他，一個機會去說服他，所以我想我需要的也就是這么個機會而已。給我個機會去面試或是試講吧，我會是新東方最好的老師，最差的情況下也會是“之一”。
　　
　　如果幾年以后你來新東方看到一個人，咦，面熟，就是想不起來是誰，好像是羅永浩的弟弟，注意，我沒有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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