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劇工坊》是一部由法國和比利時共同制作的劇情電影，影片主要由瑪琳娜·佛伊絲和馬蒂厄·盧奇等主演，網(wǎng)友們對這部電影是如何評價的呢？一起來看看吧！

01

法國導演勞倫·岡泰在十年前憑借《課室風云》勇奪戛納金棕櫚大獎，風光一時，沒想到十年后的這部新片又用回類似的配方，卻意外地沒能引起太多關注。只能說近年來描述歐洲迷茫青年的影片太多，這部無論在表現(xiàn)手法還是觀點，都沒呈現(xiàn)出太過尖銳鮮明的內(nèi)容。導演的作者標簽倒是一如既往，一群非職業(yè)青年演員在一名女作家的指導下進行寫作訓練，描繪眾人圍在桌前頭腦風暴的場景，這個場景設計幾乎還原了十年前《課室風云》的模樣。通過在這個局限空間里的對話，導演巧妙引出時下法國乃至歐洲的社會熱點話題：恐怖主義、種族歧視、階級對立、極右思潮等等。眾人圍坐在一起爭論的情景讓我聯(lián)想到去年的話題之作《每分鐘120擊》。然而，相比起激昂與悲憤并存的《每分鐘120擊》，這部的主題比較散漫游離。前半部分不斷拋出一個個炙手可熱的熱點，沒真正引出一個有力的敘事主線，卻隱藏著男學生與女作家的曖昧關系線，而這條線索在后半段忽而轉(zhuǎn)折為驚悚懸疑的花招。這種浮光掠影的敘事沒能理性分析出歐洲極右翼思潮萌生的根源，感覺卻更像是在看一個誤入歧途的歐洲青年心理成長故事。

02

劇本和生活的關系很矛盾。

一方面，劇本的邏輯比生活更嚴謹，更準確，時間、地點、人物、事件、開始、轉(zhuǎn)折、高潮，結(jié)尾等等都可以因素化，因為是設計過的，每個起承轉(zhuǎn)合都需要有它的理由，而生活的邏輯往往無跡可尋（起碼在表面上如此），它可以是重復的，單調(diào)的，沒有原因的，不到我們本人掌控，事件的線索歸屬自然，換句話說，生活屬于偶然，而劇本是必然。

但是，另一方面，無序的生活又要比劇本的嚴謹更為真實，除了因為劇本是取舍的結(jié)果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被劇本所服務的對象，也就是電影所決定的，因為要講求表現(xiàn)力，似乎是一句廢話：電影不能照抄生活，否則太實，就顯得笨拙，追求光影魅力意味著劇本上的人物一定不可以是生活上標準化的人。

用前段時間看的《別來敲門》做一個例子，這部電影有一個人物是律師，他在電影里負責替一家電影公司追回在拍攝過程中出走的明星霍華德?史本斯，這個追逐的過程作為輔線其實并不太重要，但有意思的是，維姆.文德斯并沒有因此簡化這個人物，而是用一種劇本上常用的方法讓這個并不重要的角色在短暫的出場時間里就給觀眾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是怎么做到的？很簡單，讓劇本區(qū)別于生活，讓這個律師不像一個律師，去除掉生活的印象以一個殺手的模板去寫他，所以這個人物才顯得有趣，電影才變得好看。

這就是劇本和生活的矛盾之處，雖然劇本的邏輯比生活更嚴謹，但是劇本往往又要比生活更為抽象，更不講規(guī)矩，換言之也就是要比生活更不嚴謹，要像生活的底子，卻不是生活的料子。而這種矛盾在不自然之間就會露出一條縫隙，它是可能性，是真實生活和虛構(gòu)劇本，也是生活盲區(qū)和全知全覺的劇本之間的一條邊界，也是一種對抗�；蛟S，眾多作家型導演正是在這種對抗之間形成了他們各自的電影風格，在一定程度上，摸索判斷并處理這個矛盾的能力也正是一部電影作品優(yōu)秀或平庸的重要評測標準之一。

說來是緣分，在看這部《編劇工坊》之前，我分別看了像《你的電影我的生活》、《赤足天使》、《別來敲門》等與這個命題都很相關的東西，但是后者都是邊角料般的談及，直到這部《編劇工坊》，這個命題才完全的在我心里清晰了起來。/《赤足天使》里有這么一句臺詞：真想過上電影劇本般的生活啊，那太簡單了，容易多了，不用自己選擇，事出必有因，一切都有對應的結(jié)果，而生活則常常使我六神無主。

關于這部《編劇工坊》，絕大部分人都認為這是一部社會題材電影，甚至有政治批評的意味。按照他們的看法，編劇工坊只是一個舞臺，而在此交鋒中所延伸出的有如難民問題、種族歧視、校園暴力、青少年犯罪心理和網(wǎng)絡社交平臺的監(jiān)督等問題才是導演想要表達的點。包括最后從群像落點于具體的“問題少年”，讓我們看到：正是社會上許多個體都被忽視，缺乏溝通，互相間失去理解，才導致了今天諸多問題的發(fā)生。所以，按照這個方向，導演拍攝的這一切都是為了講述“法國的迷惘“”這一命題。而假如我們以這個角度去看這部電影的話，那么也就不難解釋，眾多短評里對它的非議了."拍的過于散漫，編劇能力不足， 要說的東西混淆交雜.... "

可是我卻覺得，這并非一部討論社會議題的電影。相反，它是一部文學性十足的作品，它討論的就是“劇本和生活”。而這個基調(diào)，從影片初始，老師與同學們第一次在編劇課堂上的對話便奠定了。是的，講述二者之間的矛盾，界限何在，如何取舍...等等問題才是導演真正要表達的，而中間出現(xiàn)的一系列社會性議題只不過是一個漫長的鋪墊，是表達時需要用到的一種材料罷了，它并非電影的重心。

我們可以看到，從一開始，他們就在討論劇本的開頭，而直到電影的結(jié)束，這個開頭還沒有被工坊上的眾人所寫出來。他們遲遲無法動筆，囿于爭論之間的原因正正是因為這只是一個導演提供給觀眾看到的討論劇本與生活之間的種種關系的切口。導演想訴說的問題也就在爭論本身，而不在于爭論的材料。

他們定了劇本的開頭會出現(xiàn)一具漂浮在海水上的尸體，然后有人說這是被黑幫追殺，有人說這樣寫太血腥，這其實不符合日常的真實生活，我們不是要做一部動作片，而有人又說生活本身就如此血腥，劇本比起生活甚至要更無聊一點，這樣寫也沒有什么值得顧忌的。又有人開始討論死者的原因，兇手的動機，并且從這些論述之中不停地回到生活的例子去對比，各位都希望憑此撕扯出一個最為合理的理由，希望他們的這個劇本是最貼近生活的，同時又是最具有戲劇特征及魅力的。換言之，他們想要的，是攻破劇本與生活之間的矛盾，這直接導致到了電影結(jié)束的時候，他們的討論仍舊停留在此，而這也反應了導演對于這一命題的立場。

還有結(jié)尾，我們可以看到，導演拍攝了問題少年所擁有的三個選擇：到海邊，射殺編劇老師/自殺/對著月亮開槍，把槍扔到大海。這三個選擇依次在電影里以可能性的方式發(fā)生著。這么拍的用意何在呢？同樣也是為了“劇本與生活”的命題服務。仔細點看，問題少年有可能所做出的這三個選擇其實是扎根于同一個原因的，也就是說他是成為殺人者，自殺者，生還者基于的都是同一個理由。這代表了什么？這是在回應電影伊始眾人關于劇本開頭的討論。

導演是在說明，生活比起劇本，就是更沒有邏輯可言的。它是偶然的，一團亂麻的，人在生活中做出的選擇，有多少是出于主動，有多少是基于被動，其實并沒有人能看的清，而如果是這樣，我們的劇本的人物為什么就不能這樣去創(chuàng)造呢？為什么就非得要點對點地講求邏輯呢？線性的邏輯在生活無序的變化之下可是不成立的呀。

生活不同于劇本，討論劇本，設置人物時都得清楚清楚，而現(xiàn)實是，包括我們自己有時候都不知道自己下一步會做些什么。導演以這個視覺讓我們看到了基于同樣一個“常年受人忽視，受人冷嘲熱諷而遭受巨大漫長的社會打擊”的病變原因，而心里孤獨壓抑的問題少年，他即可以成為殺人者，是劇本開頭那具被創(chuàng)造在海邊的尸體的締造者，也可以是尸體本身，導演用一整個電影就是為了演化這個討論中的開頭，爭論不是尚未停止嗎？大家不是都因為恪守寫作定律及生活常識而遲遲不能開展故事嗎？導演便以局外人的身份去拆開這一點，這才是電影里編劇工坊里那個無法開頭的劇本的存在意義。事實上，導演最后給出答案就是，他們在編劇工坊上的各種爭論，搖擺不定，其實用一個不變的理由就能演化出他們各自想要的不同的面目了，而這個理由也同樣可以是別的理由，劇本與生活的界限本來就不應該成為劇本變化的阻礙。

因為對比電影，生活是不講究的，不講究的原因在于我們無法講究。如上述所說，基于同樣一個理由，我們就可以延伸出三個甚至無數(shù)個不同發(fā)展和結(jié)局的劇本。如果為了一定要以生活常識為基準去想清楚劇本里的那具尸體的由來，把生活的真實全部接駕過來以確保劇本的合理性才能動筆，那就成了創(chuàng)作的笑柄了。而編劇工坊的老師和同學正正是受制于這一點，一直要求合理，卻不知道劇本的合理和生活的合理有時候恰好是相反的。

在導演眼中，其實問題少年就是眾人在編劇工坊所談論的劇本里一直探討的人，然后導演用了各種政治意味濃厚的材料讓這個人豐富起來，那來源于生活，但也只是生活的表面，沒有人因為看了YouTube上恐怖分子砍殺無辜者頭顱的視頻就去照做，但生活上平平無奇的人也可以“突然”做出過激行為成為殺害編劇工坊全體人員的犯人，在這個人物上往深挖，挖出他內(nèi)心的孤獨（也正是問題少年在電影最后的獨白），而這種看似不成立的邏輯其實就是真實生活里的一個個活生生個體的真實心理，如此一來，導演通過生活取到了劇本里這個人物的合理化動機，然后再選擇不為他的行為所負責，只讓觀眾看到他幾種行為的可能性。這時，導演也就在最大程度上達成了劇本的邏輯性，戲劇性和來源生活的無序以及立意的深度。

所以，我認為，導演的真實意圖就是文章開頭我所說的關于“劇本與生活”的討論，而看完整部電影之后，我的感受就如同文章開頭所寫的一樣。那是通過《編劇工坊》，我所理清的一些思緒。而本片的導演勞倫.岡泰也正正是抓住了在文章開頭我提及到的在探討劇本與生活時會見到的那條縫隙---可能性之后才讓這部作品以這個面向誕生的。換言之，這部電影就是他在他的生活中處理劇本與他生活的邊界問題時而得到的禮物。

03

一、劇本開頭的重復圈套，文本性實驗于影像中。

二、寫作者與筆下角色的距離的可能性。電影很好地為觀眾呈現(xiàn)出平乏卻精準的生活實面，于其中，寫作者們選擇各自的生活常態(tài)，人生閱歷，或與筆尖人物遙遙而去，或作品的怪異即是所思所想的體現(xiàn)。我認為影片中存在了一種對個人風格的質(zhì)問，同時也對寫作之用途進行了詰問：是否寫作會過度貼近生活素材，貼近個人體驗，從而憤怒地反映出另一種真實存在的為人，從而發(fā)出“文學世界的未知已與現(xiàn)實世界的未知失去界限”這一迷思，從而對寫作可理解并改變個人的用途提出質(zhì)疑。我認為，電影對寫作用途的回答是否定的。

三、局外人的命題。電影里用世界共通的命題來漸次反映這一點。種族歧視也好，政治訴求也罷，總有一些人對一切都無言無語，他們深深地附在屬于自己的時間上，他們的路途千變?nèi)f化，在他們身上，寫作只不過是多認識到自己這一點的途徑，而不是改變他們的工具。

04

影片涉及到了穆斯林、種族主義、恐怖主義等社會議題，但真正的指向是那些無望且多少次幻想對整個大廈決絕徹底拋棄的底層青年。底層分很多種，大部分盡管邊緣，但其實是容易被資本主義意識形態(tài)所說服的。這些底層屬于妄圖僭越階層而不得的群體，而片中的男主則不屬于這類。他和女作家的矛盾與沖突，一方面代表中產(chǎn)精英對底層問題的自說自話、圣母救世主心態(tài)、居高臨下的優(yōu)越感，任何社會問題，中產(chǎn)精英總試圖找到一套能夠說服自己的邏輯，而并非一定符合客觀真相，這可以讓他們有一種智識上的錯覺和爽感；另一方面則表達了底層無形中對資本主義的憤怒，有著侵犯和破壞企圖，其中也包含不可避免的窺視意淫。殺掉女作家等同于顛覆資本主義，但男主選擇了開槍打向月亮，告別理想主義。男主最后的發(fā)言中，明確了他對資本主義現(xiàn)代性對人異化的排斥，對其構(gòu)建的工作倫理、主流人生觀的厭惡。他并不是共產(chǎn)主義者，但他似乎從老一代工人身上找到了脫離異化的簡單快樂。

05

如今，令人感到不安、甚至憤怒的信息，早已迅速被“習以為常”化。這個信息時代生來便以一種快速率計算的方式而存在。以往聳人聽聞的事件，現(xiàn)在不過是偶爾劃過的某個下一秒便會忘懷的手機頁面。

這部金棕櫚導演（《課室風云》）勞倫·岡泰的最新作品，便討論了這一“新常態(tài)”對生活的侵入。

影片通過聚焦一群參與進編劇工坊零基礎寫作班的待業(yè)青年，輔借“文學影像”建構(gòu)了其中的核心角色青年安托萬和老師奧利維亞的內(nèi)心世界，最終達到了甚至比歐容的《泳池邊》還要幽深微妙的效果。

奧利維亞，一位知名的類型小說作家，受聘來到法國的一處海港小鎮(zhèn)，帶領一群無業(yè)青年在編劇工坊中進行創(chuàng)作一部犯罪小說。這個團隊的目標，是在結(jié)束時完成一部可以出版的小說。工坊中最有文字潛力的安托萬，經(jīng)常會與他人發(fā)生激烈的爭論。 

在這張討論桌上，小鎮(zhèn)傳統(tǒng)的工業(yè)造船歷史被做為故事的背景板。導演借以法國造船業(yè)的持續(xù)衰退影射歐洲當下面臨的挑戰(zhàn)，將各色歐洲社會熱點，諸如失業(yè)潮、種族、難民、圣戰(zhàn)組織、黨派紛爭、教育機制等問題，納入到討論小說構(gòu)成的層層肌理，化身為埋在日常中的導火索。這些線索在影片的后半段得以延展，懸疑感化入其間、難覓影蹤。

影片誕生的時機是值得被思考推敲的。雖然在2018年的6月才得以看見這部電影，但它實際上首映于2017年的5月，影片創(chuàng)作則是在2016年。

對歐洲而言，這是個“危機之年”：歐債危機仍在持續(xù)、英國退歐、難民浪潮所加劇的歐洲內(nèi)部矛盾；極端主義勢力與“民粹主義”所迅速擴張帶來的威脅、川普的上位（2017年初），這些都加劇了人心惶惶。

需要注意的是，這些頗具政治意味的探討并未令影片本身走向政治需求的功利性，而是化為一類影響潛意識的媒介手段、一股與鮮活的人物息息相關的暗流涌動。

題材上的“社會性”化，并不構(gòu)成對電影藝術性的侵害；甚至于，藝術就是必須要面對政治——生活中大量堆積、朦朧不清的關于政治形勢所帶來的社會信息，已經(jīng)成了身處當代的個人，所必須面對的包裹住自身的壁壘。

這不僅是勞倫·岡泰拿手的創(chuàng)作方式，更是連著觀看了四部由羅賓·坎皮略編�。ā墩n室風云》/《東方男孩》/《BPM》/《編劇工坊》）后所能理解的二者延續(xù)“社會性”視角來進行創(chuàng)作的前提策略。

這類創(chuàng)作需要導演與編劇敏銳追逐社會熱點并迅速進行體察、還原、重新建構(gòu)的能力。無論從哪一層面進行評判，《編劇工坊》都達到了“集大成”的水準。

如何在虛擬世界被龐雜的社會信息所緩慢地影響，如何找到年輕的自我對應當下世界的依托與位置，是《編劇工坊》指出的法國青年一代所面臨的問題，也可以被轉(zhuǎn)化為我們的自問——該“高高掛起”地活著，抑或是朝月亮（理想主義）開上幾槍？這類答案顯然只會讓人生重新陷入虛無與茫然。

影片最終，安托萬投入到了自己的“新生活”之中，這大約也是導演所希望并呼吁的：平凡者選擇活在當下，讓它變好哪怕一點，便是一種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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